“好想贏韓國，真的好想贏韓國！”。

2013年第三屆世界棒球經典賽十六強臺灣中華隊對陣韓國隊的比賽上，面對已經失分無力挽回的局面，臺灣著名體育主播徐展元淚灑當場，哽咽著發出了心中吶喊。

體育比賽裹挾民族情緒早已為世人所觀察到，就像永遠的阿根廷對英格蘭足球對決，借以讓阿根廷人同仇敵愾的因素正是英阿馬島戰爭中阿根廷投降的恥辱結局。臺灣人對韓國人的“敵視”，雖然并非源自戰爭，卻因為經濟領域屢屢的激烈碰撞反而涉及更多層面和更多的人群。

兩者同為亞洲四小龍，有相同的起點。而在經濟的發展方向上，又都把半導體電子產業當作重頭戲。臺灣有了新竹科學園，韓國便要打造板橋科技谷成為亞洲硅谷。臺灣臺積電拿下蘋果手機芯片的代工訂單，韓國三星立刻搶先布局下一代工藝線。雙方從半導體到液晶面板，從元器件到終端設備，幾乎在每一個電子科技的細分領域都發生了沖突，這種全面的，長期的競爭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人民的心態。從媒體上連篇累牘的“臺灣為什么不如韓國？”“其實韓國沒有那么強”之類的正反報道，到網絡論壇各種真假難辨的關于韓國人又宣稱xxx屬于韓國的小道消息，充斥在每個人的輿論場中。翻騰的訊息反映的是翻騰的民意，情緒化的口水蔓延四溢，除了滿足噴子的發泄欲，根本無助于解決現實的問題。

兩地的競爭，大概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已開始。彼時臺灣率先轉型成功，已牢牢掌握計算機零組件供應鏈。韓國則從半導體切入，艱難啟動追趕旅程。到新世紀后，雙方在液晶面板的競爭更是堪稱硬碰硬的史詩級商業戰爭，不但展現了商業世界的決斷膽魄，也有著意味深長的關于復雜人性的細節，以至于有人專門寫下《液晶演義》一書，總結和記錄這段歷史。

液晶大戰

在《液晶演義》這本書中，韓國企業的競爭方法被總結為逆周期投資戰略，其含義是，當行業處于低谷時，不但不收緊支出，反而要大舉投資，擴大產能，將價格壓低，如此一方面搶占競爭對手的市場，另一方面，低價能夠刺激新的市場需求，帶來一輪行業復蘇，再在繁榮期賺回投資。這種悖逆經濟規律的逆投資方法風險極大，要先承受巨額虧損，沒有政府的支持是很難堅持的。

三星和LG正是利用了逆周期投資原理，趁1997年經濟危機后日本廠商收縮產線的時機，大舉擴張占領了市場，一舉奪得了超過50％的全球市場份額。逼迫不甘心失敗的日本廠商采取聯臺制韓策略，在1998年將TFT－LCD技術轉讓給臺灣廠商。然而這個培養盟友的計劃，卻成了日本廠商最大的錯誤。盟友成長起來后既沖擊了敵人的地盤，也猶如猛虎出柙，立刻擺脫了控制。就這樣，日本面板業從此節節敗退，被韓臺兩大勢力徹底超越。

經此一役，臺灣誕生了所謂的面板五虎，瀚宇，友達，廣輝、奇美和華映，從2001年開始，五虎接連開建新世代工廠，將尺寸一步步擴大，市場占有率也一度超過韓國。恰逢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臺灣和韓國廠商盡管一再擴廠，但產量都被中國大陸崛起的巨大市場所吸收，因而，整個行業經歷了蓬勃的繁榮期。這種大好局面一直持續到 2010年，才因為美歐反壟斷事件的爆發而踢到鐵板。

事情起因于美國和歐洲接連開始調查韓國和臺灣面板廠商的價格壟斷行為，但三星集團為了免于處罰，還在調查過程中就突然向歐盟認罪，并轉為污點證人，舉報了LG和臺灣面板廠，直接導致上述企業被歐盟重罰。這次“背信出賣”事件令臺灣群情激憤，痛批三星不講道義，是乘機打壓競爭對手之舉。然而木已成舟，商場本就是爾虞我詐之地，獨自脫身的三星徹底撕破了與同行原本還留有一絲溫情的紐帶，剩下的就只有殘酷的割喉戰了。

到了2011年，盡管全行業虧損，三星仍然使用低價策略傾銷，意圖逼迫臺廠出局。深陷困境的臺灣面板五虎不得不合并重組，最終形成群創和友達的雙雄局面。同時，臺灣當局也松綁對大陸投資限制，讓面板廠可以進入已是全球最大液晶市場的中國大陸設廠。雙管齊下后臺廠才終于熬過了艱難時刻，迎來隨后的產業復蘇。但不幸的是，此時面板競爭又開始了一輪技術革新，而元氣大傷的臺系面板廠已經無力跟進了。

目標，下一世代

商業戰場從來波詭云譎，時代的變化讓任何成功的法則都可能在下一秒就失去效用。臺灣人沒有想到的是，當他們剛剛以為憑著尺寸優勢熬過低谷期就可以戰勝對手時，新的技術又開啟了新的時代。當三星帶著OLED技術出現在蘋果新機的供應商名單的時候，臺灣人明白，他們即將錯過一個時代。此時，在液晶產業不僅韓國地位穩如磐石，更可怕的是，中國大陸的京東方也在崛起，并且同時從傳統LCD領域和新興OLED兩個方向夾擊。這種困境最直觀的反映便是在2016年群創和友達銷量直落到第四五名，被京東方一舉超過。

下一步怎么辦？LCD已是群虎環飼，而且需求已達頂峰，新興的OLED技術由于資金有限，沒有及時跟進已經在技術和產量上大幅落后。恐懼之下，臺灣人想到了技術超越的辦法。這一次，他們相中了MicroLED技術。

MicroLED比OLED的色彩更艷麗，尺寸更薄，功耗更低，壽命更長，響應也更快，但最大的缺點是，生產難度大，技術不成熟，尤其是涉及更換基板襯底的巨量轉移技術，需要將大量微芯片轉移到玻璃基板上，其精度，一致性和作業速度是極大的考驗。因此，至今仍沒有商用的量產品問世。

2016年底，由臺灣工研院領頭，聯合四十家島內企業建成巨量轉移技術聯盟，意圖以集體的力量突破難關，攻克MicroLED制造難題。工研院電光所長吳志毅認為，臺灣擁有完善的半導體制程，LED和液晶產業，在MicroLED這個涉及到多種技術的新領域里，臺灣的產業集群優勢是確保其領先于韓國和大陸的條件，因此，為了再一次趕超韓國，臺灣面板廠必須押注于MicroLED上。

從邏輯上說，臺灣的選擇無可厚非。立足于自身的優勢，避開明顯已經成為紅海的競爭領域，布局下一代技術方案上。但歷史教訓也告訴我們，產業的發展從來不是線性的，突如其來的技術飛越，角落里殺出的新勢力，都可能讓你苦心構筑的壁壘成為像馬奇諾防線一樣的笑柄。即使在面板行業，也曾經有過等離子，背投等風行一時的技術迅速被淘汰的慘痛教訓。MicroLED固然看起來優點很多，但困難也一樣不少，更何況OLED技術也在不斷進步當中，未必就沒有趕上前者性能的可能性。

而且，退一步說，即便MIcroLED如愿成為了下一代顯示的主流方案，但臺灣人的對手，韓國三星和LG同樣儲備了技術。而大陸企業京東方在國內學界和政府的支持下，也具備了相當強的攻關實力。

所以，盡管臺灣產業界擺出了全力沖刺的姿態，但未來鹿死誰手仍然未為可知。

模式之爭

韓國和臺灣的面板之爭，如果從更高的層面來看，其實質是兩地兩種商業模式，甚至政府產業政策的交鋒。

韓國是典型的財閥經營模式，僅僅一個三星集團，產值就占據了韓國總產值的五分之一。在顯示行業，三星自己既生產面板，又制造終端產品。這種把每一個銅板都賺盡的經營模式讓三星在收獲產業霸主地位的同時，也喪失了開放的靈活性。幾年前三星的晶圓代工水平曾一度領先臺積電，但蘋果公司始終不愿把太多的代工訂單給三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三星本身也制造手機，而且是蘋果最大的競爭對手。沒有人會把命運交托在敵人手上，即使有過短暫的合作。這便是臺系廠商能夠跟隨蘋果公司成長吃到最大紅利的原因。

臺灣人更青睞分工模式，做晶圓的臺積電，做封裝的日月光，做面板的群創和友達，大家都嚴守邊界，以純粹的供應商身份嵌入全球產業鏈。也因此，臺灣企業與韓國財閥的競爭總是像車輪戰一般，由不同選手輪番上場，跟同一個對手鏖戰。

兩種商業模式背后，還有著政府不同的角色定位。韓國政府素來有扶持財閥的傳統，在三星九十年代剛剛進入液晶行業時，曾年年虧損，但政府給了超過60億美元的政策貸款幫助其度過難關，后來更是享受了多年的稅收減免。臺灣則更信仰美國式的自由資本主義，政府單位保守謹慎，不愿過多介入市場。郭臺銘就曾抱怨說“全球只有一個市場沒有政府支持，那就是臺灣”。近年來當局更是在民粹的影響下，多次阻攔科技企業向大陸的投資。所以臺韓企業間的競爭，某種意義上是不公平的。

當然，傳統而言市場經濟本不應該讓政府過分發揮引導指揮作用，但對半導體和面板等重投資行業來說，這個規律卻并不適用。面板產線投資大，回收周期長，而且有著逆周期投資的特點，單靠民間資本很難堅持下來，這就需要國家的力量支持。這是韓國廠商得以戰勝日本的關鍵，也是持續對臺廠形成競爭力的優勢。近些年來，臺灣方面也意識到了問題所在。所以在發展下一代MicroLED技術的當口，由官方背景的工研院出面組織產業同盟，力圖協調內部資源避免內耗。

但政府干預也并非沒有弊端。一是政府資金容易遭到濫用，二是監管者與大企業利益綁定，會打壓創新。韓國財閥與政治的勾連之深，我們稍微有關注新聞的都能見識到，這就是裁判下場競爭，必然破壞比賽公平性的表現。那么，怎么樣既引入政府力量，又保有公平競爭環境呢？這就要說到中國大陸獨特的地域競爭模式了。

顯然中國政府是樂于支持大企業的，這看起來似乎與韓國頗為相似，但區別卻在于，與企業深度綁定的往往是地方政府。在某個地方，一個大型企業能獨享政府資源，但它的競爭對手一樣能得到其他地方政府的背書，這形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的地域競爭模式，即地方政府攜龍頭企業互相競爭的局面。中國面板行業的兩大巨頭，京東方背后是北京，合肥政府的大力支持，而第二名的華星光電也少不了深圳政府的影子。所以中國大陸的產業界，是既有政府扶持，又有相互競爭，國內國外兩個市場都有足夠空間的獨特環境，既可攻于國門之外，亦可守成于國內市場，彈性十足。這正是大國市場帶給行業的巨大紅利。

反觀韓國和臺灣，兩地由于市場太小，無法形成如大陸般的多個經濟區域。所以，產業政策要么像韓國一樣，由中央政府深度介入，抱團與外國企業競爭，要么如臺灣，主要靠企業自己出頭。這兩種方式在現代科技產業競爭中，都有著各自的缺陷。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臺灣和韓國這對曾經齟齬不斷的老對手，其未來面板產業真正的威脅，其實正是飛速崛起的大陸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