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設計芯片，但不生產芯片；全球最佳的手機處理器和移動芯片來自高通，但高通卻從不染指終端制造；高通是全球5G標準和技術的最重要提供方之一，但高通不會直接參與5G通信設備制造和網絡建設，套用騰訊董事會主席馬化騰的那句話，“高通的半條命都給了合作伙伴。”

蘋果是如今全球最大的企業帝國之一。近7年中，蘋果是全球首屈一指的移動終端制造商，也是芯片研發投入最大的公司之一。從iPhone 4開始，蘋果使用自己研發的主CPU，除此之外，Apple Watch、智能家居HomePod、無線耳機AirPods等主流產品線已做到全線采用自研主芯片。彭博消息稱，蘋果計劃最早在2020年在Mac電腦上使用自產芯片，與眼下的“親密戰友”英特爾分道揚鑣。蘋果不直接參與iPhone等產品的制造，但卻牢牢掌控生態鏈上任一一個細小環節的生殺大權，大到某家傳感器、屏幕供應商，小到每個中國產業鏈一線工人，iPhone蘋果銷量一起一伏，數十萬級勞動者就將另謀生計。

多年來，蘋果一直在其生態鏈中扮演極其強硬的霸權角色，在與生態鏈的談判中常常扮演著說一不二的主導者，這是蘋果的“交易的藝術”。通過向合作伙伴“極限施壓”的“懸崖戰術”來獲得商業利益最大化，如今，這種蘋果一貫的優勢地位正在傾斜，一次次“懸崖交易”中，蘋果正將自己推向懸崖。

蘋果公司行為是在“藐視司法”

圣誕新年到農歷新年的銷售旺季，iPhone全系列依然在中國市場公開銷售。距離2018年12月初，福州中級法院判決蘋果侵犯高通公司相關知識產權并立即停售多款iPhone，已經過去近整整一個月時間。

在福州法院禁令生效兩周后，德國法院同樣裁定蘋果侵犯了高通在智能手機節能技術方面的專利。與蘋果公司對于中國法院判決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態度，蘋果公司已從其德國網站和商店下架侵權涉及的iPhone 7和iPhone 8。

從最初的對中國法院判決的抗辯，到如今的無視，蘋果習慣性舉劍防御，再次將自己置于“懸崖”之上。蘋果的態度已經引起中國法律界權威專家的密切關注。

“作為一個跨國公司，蘋果公司應該充分尊重所在國的法律，執行所在國法院的判決。”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知識產權中心主任李明德教授表示：“中國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是和國際接軌的，相關法院的判決也是嚴格依據《專利法》的規定得出的結論。從法律上來講，中西方國家的司法判決如若不執行，就被認為是在藐視司法，必要的時候需要承擔刑事責任。”

判決在中國主權范圍內有效

針對為何蘋果在德國下架了侵權iPhone，卻對中國法院判決置若罔聞？李明德認為，無非蘋果公司認為在中國不執行禁令的利大于弊，而在德國若不執行可能弊大于利，會遭受懲罰，“在中國拒不執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李俊慧認為：“蘋果公司選擇性執行德國法院判決，選擇性拒不執行我國法院裁定，凸顯了蘋果公司曾經作為全球市值第一大公司的傲慢和對法律的藐視或不敬。”

“我們應該反思，我們的司法機關是不是真老虎？牙齒是不是健全？針對拒不執行的人和企業有沒有足夠的強有力的措施？這是我們要思考的。我們有沒有去追究蘋果公司不執行的刑事責任？”李明德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2019年1月1日開始，北京、上海、廣州的法院以及包括福州中院在內的18個知識產權法庭做出的判決最后可以統一上訴到最高人民法院下設的知識產權法庭。“不光在中國是如此，美國、德國、法國等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如此。任何一家法院做出的判決在這個主權國家的司法管轄區域內都是有效的。如果對判決不滿意，可以走進一步的程序，比如上訴。”李明德解釋。

懸崖邊緣的股價

自2018年9月，發布最新款iPhone以來，購買力已經被推至極限的中國手機用戶已經開始表露出“貴覺不愛”的消費情緒。據美聯社報道，面對經濟變化憂慮的中國消費者來說，1000美元的蘋果手機已經變成一個很難銷售的商品。

與中國消費者同樣被推向“懸崖”的，還有蘋果的股價。2018年的最后兩個月中， 蘋果股價下跌約6％，市值蒸發700億美元。2019年1月3日，蘋果CEO庫克寫給投資者的公開信變向承認了蘋果下滑的趨勢。庫克預計，2019年第一財季，受大中華區的iPhone、Mac和iPad銷售下滑影響，蘋果的大部分營收都不及預期，大中華區營收下降額超過蘋果營收下降的總額。這是蘋果公司史無前例20年來首次下調營收預期。

對世界上任何一家手機制造商來說，中國需求的疲軟尤其令人痛苦，因為中國占該行業全球手機出貨量的三分之一。公開信后一天，1月4日，蘋果股價又暴跌近10%，市值再次蒸發746.45億美元。

中國市場成為蘋果挽救全球銷量的成敗關鍵。

國產手機挑戰蘋果“第一”

左右中國消費者的，除了iPhone系列手機越來越高的平均售價，還有綜合性能和使用體驗越來越優異的國產手機。

美國市場調研公司IC Insights發布的2015—2017年全球前12大智能手機廠商排名顯示，在最新的2017年榜單中，全球前12大智能手機廠商中國公司占據9席，并且這9大品牌生產了6.26億部智能手機，比2016年增長11％。中國公司在世界市場的總份額已上升到42％。

在中國手機市場上，中國廠商更具絕對優勢。以華為、OPPO、vivo、小米為代表的中國手機廠商已經占據80%的市場份額，蘋果的市場份額僅有12%。同時，在印度等新興市場，價格高企的iPhone亦受到來自國產手機“出海”的強有力挑戰，據報道，蘋果在2018年上半年印度市場銷量不及100萬部，銷量極其慘淡。

此消彼長，與iPhone產品連年創新乏善可陳形成鮮明對比，國產手機在設計上的不斷創新，并屢有驚艷之作。雙軌潛望式結構、實現前無劉海后不開孔的一體式全面屏設計的OPPO Find X；采用了彈出式升降前置攝像頭和全屏幕發聲黑科技的vivo NEX；采用了多項“很嚇人的”視頻和網絡加速技術的華為榮耀、P系列、Mate系列手機，這些國產旗艦級手機不斷在硬件、工藝設計等各方面逐漸實現對iPhone的超越。

業內人士認為，中國手機廠商的集體崛起離不開其自身在專利積累和技術研發上的不懈努力，同樣也少不了高通在芯片和技術上的支持。

“以中國企業為代表的新生代手機企業發展后面一個重要的力量，就是高通。”資深通信行業專家項立剛指出，高通發發明了許多3G/4G的基礎、核心通信技術和專利，并通過廣泛授權的業務模式給手機廠商使用，省去了手機廠商大筆的基礎研發費用，降低了手機行業的進入門檻，大大縮短了產品上市時間；同時，高通的芯片平臺為新生代手機廠商生產出高品質手機提供了保證，尤其近3年，中國企業突進中高端市場，高通的驍龍芯片起了巨大的作用。

高通的“中國朋友圈”

對于很多中國消費者來說，高通的驍龍芯片是高端手機的硬件配置標桿，但高通與中國手機和通信產業鏈的聯系遠遠不僅于此。在下一步的5G全球戰略中，中國5G產業鏈的利益始終牢牢與高通聯系在一起。

中國移動副總裁李正茂希望：“5G時代高通和我們中國產業界的合作能夠繼續取得成功。”李正茂當年曾主導與將高通CDMA引入中國市場的談判，該談判為后來中國加入WTO起到了關鍵性的推動作用，“當年與高通的合作，現在看來，結果是好的。”

高通技術許可業務工程技術副總裁Sudeepto Roy回憶，自己早在1994年就代表高通來到了天津，并進行了CDMA技術的測試和演示。1999年，高通與中國聯通、大唐、中興以及華為等都展開了密切的合作。

“2007年開始，中國政府鼓勵我們與更多的中國公司開展合作。后來，我們與超過100家中國企業建立了合作關系，呈現了10倍的增長。”Sudeepto Roy說道，而在如今的世界手機廠商前十名的排行榜中，中國企業占據了7席，“我們非常榮幸能與中國企業一路相伴發展。”

如今，中國市場排名靠前的國產手機廠商中的不少都加入了“5G領航計劃”，包括聯想、OPPO、vivo、小米、中興等。

vivo首席執行官沈煒說，之所以與高通多年保持著兄弟式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是因為高通是一家“不短視、不在乎眼前利益的公司，否則我們的6G、7G在哪兒？”

中興通訊終端事業部總經理程立新則回憶道：“中興1999年就進入了美國市場，并且與高通簽訂了國產廠商中第一份技術轉讓和授權協議，雙方的合作是中美企業合作的一個典范。”他相信，堅持創新的高通肯定也能夠越來越強大。

而小米更是一家由高通參與投資的公司，從出生、成長，到壯大，高通見證著小米的巨變。小米聯合創始人林斌說道，從米1開始，雙方形成非常良好的合作關系，從米1開始的所有旗艦機，包括MIX，都是用了高通最高端的芯片平臺。

“想知道自己做菜的手藝如何，看看多少朋友參加你的飯局就知道了。”面對越來越多的中國合作伙伴，高通首席執行官史蒂夫·莫倫科夫如上說道。

借助高通的芯片和技術，上述手機廠商將在2019年全球第一批發布和上市5G手機，在5G手機商用化進程上至少領先蘋果一年。中國手機廠商和高通的合作，是前者為中國乃至全球消費者提供最新、最優質手機的最有力保障之一。

蘋果優先

美國總統特朗普總喜歡將“America First”（美國優先）掛在嘴邊，蘋果公司也一直是“Apple First”（蘋果優先）策略的身體力行者。

互聯網實驗室創始人、董事長兼CEO方興東曾說過：“蘋果可能是在中國得到的利益最大、但是付出最少的企業。”一直以來，蘋果一家就占據著全球智能手機總利潤的90%，其它所有的廠商加起來總共才占據10%的利潤。

蘋果iOS應用內消費的廣告傭金分成從7%降低到2.5%，蘋果沒有給出官方理由，而是強硬執行新的“一口價”，內容生態鏈連發聲的機會都沒有；為了保證利潤，提振業績表現，蘋果常常對供應商實行“雙降”策略，既降價又降量，蘋果有時會告知供應商伙伴們若不接受降價的協議，該公司或將培養出價更低的供應商。

在蘋果的倉庫，蘋果產品的保質期總是“和牛奶一樣短”。喬布斯曾說過：“糊弄我們的家伙，我一分錢也不讓他們拿到！”蘋果對供應商的過度控制讓整個產業鏈都踹不過氣來。

iPhone產品銷量的每一次下滑，必然帶來供應鏈業績的集體跳水，但一切負面情緒最終都將傳導至iPhone生產線上的百萬工人身上。“蘋果血汗工廠”這個詞是2010年誕生的。那一年的蘋果代工廠富士康工人的14次跳樓事件把這家富士康和蘋果都推上了風口浪尖。

據《財經》報道，2018年10月末，蘋果公司在iPhone XR上架兩周后就通知富士康及和碩，將原本計劃制造的總量7800萬部手機削減了三分之一（2600萬部）。據悉，多數XR產線都被拆除了。

“你可以制定所有你想要的行為準則，但如果你不給供應商足夠的利潤去善待工人，這些準則就都沒有意義。”《紐約時報》曾援引一段蘋果前高管的話。

據《財經》報道，昌碩位于上海的五個工廠，大部分都已無班可加，有些產線幾乎停滯，工人開始“自離”。對于蘋果代工廠的許多生產線工人來說，這個年不會太好過。

談判與拒絕

回溯整個事件的源頭，時間回到2017年1月，蘋果率先將高通告上法庭，起訴高通報復其與反壟斷部門合作，并拒絕退還承諾的10億美元專利授權費。隨后高通否認了蘋果的指控，并在各國起訴蘋果侵犯其專利，由此拉開了整整24個月的“神仙打架”。

兩年來，蘋果和高通已經在6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16個司法管轄區分別提起了50多項訴訟。顯然，對于整個科技行業而言，官司背后代表的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或者多個判決結果，而是代表著商業模式、產業鏈結構、知識產權授權模式、產業合作伙伴關系等多方位的博弈。

對此，李明德認為最核心和根本的一點是，必須承認“專利是一種財產權”。

“關于蘋果侵權高通一事，我希望媒體和社會公眾明白專利是一項財產權，法院是就這項財產權做出判決。作為一個跨國公司，蘋果應該尊重中國的司法。”李明德強調。

“國際上有FRAND原則（即公平、合理、無歧視原則），表示專利擁有者一定要無歧視地去許可；同時，收取的費用應當合理，不能過高。當然，如果有的企業認為專利費過高，可以去討價還價。大家可以按照市場規則去做。”李明德進一步解釋，“例如，房子是財產，售樓公司用什么獨特的方式進行銷售可以討論，但你不能說房子不是財產，這是兩個概念。”

項立剛表示：“我相信蘋果發起這樣一場訴訟，很大程度說明了不是意在高通與蘋果之間專利授權費用，其實是劍指高通和全球眾多手機廠商的合作，希望把安卓系統給打死，或者至少讓這個體系非常不舒服，為自己開拓更大的生存空間。針對高通的起訴，蘋果還發起了一系列的政府公關攻勢，針對的就是高通的整個商業模式，它的本意不僅是要打擊高通，更重要的是要打擊高通支持下的整個新興手機市場，重點是迅速崛起的中國手機廠商。”

業內人士分析，通過專利授權與業界廣泛分享技術并助推競爭，這是高通公司商業模式中最重要的環節，這一點也是蘋果作為一家“垂直整合模式”（自己獨成系統）的公司與“水平模式”（專利許可給整個業界使用）的高通之間最本質的差別。

“水平模式”為蘋果培養了大量的優秀競爭者，這是蘋果最大的競爭和威脅，也是蘋果不愿意看到的。

正如高通總裁克里斯蒂安諾·阿蒙所說：“9年前，高通開始支持初創的小米和OPPO、vivo等中國手機企業。現在，風水輪流轉，這些公司開始支持我們。”

“我們可以達成和解。”高通CEO史蒂夫·莫倫科夫在公開場合不止一次表達了溝通、和解、合作的態度和決心，顯示出極大的誠意。

蘋果律師對此的回應卻是：“這是不正確的。我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談判了。”據知情人士透露，這顯然不是事實，雙方之間的溝通一直都在進行。

2019年伊始，諸事不順的蘋果依然在與高通的官司上不依不饒，高通遞來的橄欖枝，蘋果換以劍拔弩張。凡事不可過度進逼，對蘋果來說，再進一步便是“雙輸”的懸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