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基本問題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的關系問題。

　　中國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都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在上述三大關系中更具本源意義，稱之為“元之又元”的“一”。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密斯教授提出了一種理性概念，名為“生態理性”——在適應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中不斷演化的人類理性。與之相對的概念稱之為“建構理性”——凌駕于自然與社會之上狂妄的人類理性。他在獲獎演說時提到：人類心智和人類制度都是“建構理性”與“生態理性”交替運用的結果。

　　生態環境惡化和拯救已是當代全球性問題。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的工業化進程中，人類社會發展一個顯著特征是：制造商大量且過度使用自然資源，并且不計后果地將有害人造物質釋放到環境中。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地球和地球上的一切，人類可以肆無忌憚地索取和享用，因為這是“天賜福于人類的”。

　　進入21世紀以來，人們對經濟增長給生態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越來越表現出擔憂。這不僅出于科學數據與研究報告屢屢警告：人類把物質財富凌駕于自然生態之上的狂妄行為，將給賴以生存的地球帶來滅頂之災。而且，人們已經切身體驗到，經濟增長與環境破壞之間的必然聯系。大家更為關注工業化的威脅：在工業品幫助人類同時，實際上也在導致人類健康遭到傷害。

　　因此，越來越多企業對環境思考發生了顯著觀念轉變，開始將以往不受重視的環境問題轉變成真正的切身利益問題。企業環境戰略正在向以生態為導向的新戰略轉變，積極探索新的可持續方式，以減少自然資源消耗，并采用可循環利用材料和方式拯救環境。

　　京東方一直將環境戰略作為企業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持續不斷采用新材料與新工藝，最大限度地減少制造過程中產生的有害物質。“產品全生命周期評估” 也應運而生，對產品生產、使用、處置整個生命周期進行分析，進而改善對環境影響，成為我們常規方式。更為關鍵的是，以循環經濟設計理念，探索產品設計與材料之間的聯系，在新產品設計時就改變材料組合，增加材料復用度和可回收性，盡量減少能耗和材耗，以更好的辦法重構供應鏈和處理鏈，使產品材料“死后重生”，變廢為寶。這是我們應對環境挑戰的根本方略。

　　我們十分注重對環保技術研發的投入，年均投入居業內前列，盡管增加了成本，但物有所值。我們的綠色產品增強了市場競爭力，也降低了能耗材耗等成本，最終帶來的是更好的商業利益。

　　中國正處于前所未有的工業化進程，這一進程還將持續下去，這是基于中國現實的必然選擇。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人們日益擔心，工業化正在加劇全球環境問題。更加真實的情況是：這個世界不是制造的產品太多，而是有太多的錯誤制造方式，后者更加劇了地球生態環境壓力。新型工業化模式必須創造一個新規則，這一規則必須同時滿足兩個目標：人類可以繼續通過制造業提高自己的物質生活，同時還能夠保護地球的未來。

　　新中國以1949和1978為坐標點，已經走過了兩個三十年。雖然這兩個時期經濟增長模式有巨大差別，但粗放型工業化生產方式并無太大差別。第三個三十年是中國新型工業化進程的關鍵時期。我期待，同時我也相信，京東方人將用自己的認知和良知擔當起社會責任和時代使命，擔當起開創“新工業文明”的歷史重任。

　　為了地球的明天就是為了人類的未來！